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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彩平台出租:郑佳明:城市哲学(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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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05月16日15:07    收藏  打印  字号  

7、自然地理与城市。城市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演变的,某种意义上讲,城市是地理环境的产物。自然条件影响着城市规模的大小,特色优势,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向。城市自始至终享受着自然的赐予,承受着受着自然的制约,城市始终不变的目标是追求应该是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自然的影响大致包括城市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和生态气候三个方面。城市与地理位置的关系极大,城市本身就是地理位置的坐标,地理位置是城市的重要属性。在农耕时代,地理位置及其派生出来的气候、生态、交通、资源和人口问题是制约城市兴废的基本条件,对城市的影响至关重要。城址的选择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成果,反映了人类的地理知识和经验智慧。人类经过长期实践,逐步学习城市地理。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关系到城市兴起、发展与变迁。城址选择,要考虑具体的地理特点,即傍河还是靠山,背水还是面水,环湖还是沿河,上岗还是下原,平川还是丘陵,港口还是河湾等等。有些是以单一的地理特征为主,有些则是多种地理特点共同起作用。城址选择是否正确,能不能使地理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会长期影响一个城市的发展。在我国历史上,许多城市的城址都在不断转移,而转移的主要原因,除了战乱灾害毁城之外,则是地理上的不利因素所造成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城市的交通、资源、战略重要性、人口和属性等。

湖南盆地位于中华文明南北中轴线和以长江为轴的东西轴线的交汇点上,湖南城市的发展,受到两千多年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北方向、东西方向移动的深远影响。古代由于西北方向游牧民族的挤压,中华文明的重心一次次南移、东移;近代资本主义从沿海进入和传播,中华文明重心又一次次北移、西移。湖南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战争文化、贬谪文化、移民文化,民族融合文化。拿战争文化来讲,湖南城市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古代多次南征到近代屡屡北伐,三湘大地,战在人先,和在人后,战乱频繁。所以湖南的城市多为防御性的,墙高池深,且屡屡被毁重建,长沙、衡阳等城市从古至今多次毁于战火。所谓贬谪文化,从春秋直至唐宋,大批政客文人流放于此,带来中原文化。他们身处逆境,深刻反思,留下大量宝贵文字,从屈贾到李杜,从《捕蛇者说》到《岳阳楼记》,多情浪漫,忧伤感怀,悲剧情结浸润萧湘。这些文化积淀使湖南的城市散发出人文的光辉。移民文化对湖南城市的影响更大更直接,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移民,对湖南城市人口的分布,城市人口的多样化,文化的多元化,宗教、方言和戏剧的多样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少数民族的血性也融入到了湖南的城市中,湘人血液里可能有一半是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兄弟的血液。湘人的倔强、血性、卓励、敢死,铸就了长沙、衡阳这样的铁血城市。

湖南的地形地貌赋予湖南城市婀娜多姿的形态和独特的文化气质。三湘四水一湖、山水纵横,湖光山色,湖南的城市几乎个个是天然的山水城市和绿色城市,规模不大,环境优美,四季常青,人与自然充分接触的城市。以长沙为例,长沙城四水环绕,橘子洲静卧江心,岳麓山耸峙江畔,山水洲城一体,美不胜收。地形地貌影响着城市的防卫、交通、防洪条件和城市规划设计、土地使用、建筑风格等等。内陆盆地的局限,中南丘陵的地形地貌,湿热多雨的气候,纵横交错的水系,艰难曲折的交通,使得湖南城市的规模、分布和城市的交往与沟通深受影响。

生态气候影响到城市的宜居程度、市民生活的品质和城市的文化特色。湖南盆地三面环山,坐南朝北,冬天冷夏天热,气候多变潮湿,地形复杂多灾。生存条件比较复杂、历史发展比较曲折,因而人的抵御能力和斗争性较强,自古湘人吃苦耐劳的品质大概与此有关。北方城市里面出来的人,大气、彪悍、粗犷,憨直胆大,南方城市小桥流水人家,杏花春雨江南,出来的人文弱、聪明、儒雅。湖南盆地面朝北方,山山水水,山水相连,山使人勇敢坚毅,水让人变化通达,湘人兼有北人和南人的气质,有能打仗、会读书之说。

8、规划建筑与城市。规划是主观和客观结合的产物,是使城市的地理生态系统与人文社会系统相匹配的一个连接点,规划建筑系统要准确深刻地认识自然、认识生态,趋利而避害,找到人和自然相处的两利方法,使人和自然达到和谐;也是把城市里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整合、组装到一起的设想和载体。城市的综合功能和多方面协调是通过规划、建筑系统来实现的。规划建筑系统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政治机构、经济实体、文化设施的安置和运行,满足市民安全的需要、生活的需要、生产的需要、交换的需要、交往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城市规划要遵循整合原则、安全原则、经济原则、美学原则和社会原则,都取决于城市规划的水平。

城市规划的基本原理是通过空间发展的合理组织,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需要。从城市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合理和有序地配置城市空间资源;通过空间资源配置,提高城市的运作效率,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确保城市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增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建立各种引导机制和控制规则,确保各项建设活动与城市发展目标相一致。从物质要求上讲城市,相对比较容易做到,被忽视的往往是城市规划建筑的精神文化意义。

从规划建筑的角度讲,城市的物质空间本身就是文化。物质的城市是精神的体现,物理的空间是文化的容器,这就是城市规划建筑的文化作用。城市的规划建筑是新的文化范式,是新的文化记录、阅读和传播的方式。“空间的社会功能极其丰富,它还是传播知识体系的媒介。传统中国识字率低下,儒家伦理道德、宗法观念等作为传统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有时就通过空间来传播,大至城市中的宫城、官署,小至日常房屋结构、宗祠牌坊,都在安排并宣扬着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慎终追远的伦理观念,这是儒家思想能够日常生活化的重要基础。近代城市新型空间出现后,空间开始述说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空间布局基本的依据就是现代西方的学科分类,中国本土事物也被纳入现代学科谱系之中。如博物馆、博览会等展现、叙述的是现代科学知识,而古物陈列所、国货陈列所等则宣传着历史、经济等知识。”[1]即使是在今天,信息传播极为方便的时候,人类对城市空间的需要也不会减少。

这是因为人类对文化的需求有形而上的东西,也有形而下的东西。《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有时我们忽视有形的东西,实际上形而下的东西是非常重要,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是城市最大的特点。一位罗马教皇曾经说,让人们信仰上帝、相信我们,不仅仅要靠《圣经》,还要靠宏伟的大教堂,从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帕特农神庙到建筑了五百年的科隆大教堂,都表明建筑对精神的影响有多么巨大。对众多的市民来讲,形而下的东西影响更大,这是城市的人文精神,建筑中的人性。人类的建筑艺术带来的文化震撼只有城市才有,城市是形而下的文化的大工厂。不仅仅是城市的建筑,还包括城市的格局、城市的位置、城市过去的防御设施和公共设施,都是人类宝贵的遗产,它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饱含了人们的精神和智慧,保留传达着古代的城市文化信息,唤起人们对城市认同与情感。许多海外游子回到故乡,仅仅是追寻老城的历史记忆。一个城市拥有较多古代建筑,一些古老街巷,一些古代地名,一段远古以来的城墙,城市的味道马上就不一样。

天人合一的哲学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城市规划。这种影响不只是文化追求,而是对社会结构的空间安排。“空间就是社会结构运作的基本条件。建筑是构成城市空间最主要的构件,它具有塑造社会组织的功能。史学界对建筑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外在形态、风格与文化的关系,而相对忽略建筑的内在结构所具备的社会功能。空间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层组织进入中国的最初形式,当工厂、银行、学校等现代性机构进入中国城市后,空间安排对工人、职员及学生进行有效的管理。这既体现于外部建筑形式从物质感官上引导人们对西方社会科层制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也体现于内部空间结构对人的约束。因此,现代机构多采行西式建筑这一空间形式,以促进现代科层组织与社会结构在中国推展。从空间维度研究城市,可以将组织化、结构化的城市特性更深刻地展现出来。”[2]

湖南城市常常依山就势,滨临江湖,沿江沿湖设置水陆交通。与东北华北西北平原高原的大面积城市不同,湖南城市多半依山傍水,是军事要塞、交通要道,水运枢纽;规模小巧玲珑,城市人口发展缓慢。城市的形状没有那么方正、规则,不像北方城市那样讲究在中轴线两侧对称,往往是靠水一面较低,街道和建筑逐渐抬高,既要便利给排水,又要防治水患;市场和商业区与码头比邻,城里道路蜿蜒,民居的住宅呈扇形延展,建筑物体量较小,建筑基本就地取材;湖南城市规划建筑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宗庙、衙门和祠堂往往处于城中心位置,也兼容佛道,城市大都建有庙宇和道观。世俗文化也很受重视,城镇都有私塾、学堂和戏台。古代湖南的城市,在规划建筑上主要满足政治统治和精神需和市场交换三个方面的需要。湖南的规划建筑是城市发展中最有个性的一部分,是物质和精神的凝结。湖南历史上天人合一的城市,给我们良多有益的启示。

9、行政权力与城市。中国古代城市是皇权统治下的城市,立法司法和行政一体,表现为行政权力主宰城市,到近现代经济因素的作用才逐渐加大,直到现在政治力量也是城市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规律。在空间上把物质的东西集约到一起的时候,人类把自己也集中到了一起。在冷兵器时代,人口的集中,使城市加强了三个政治功能,第一是国家的安全功能。城市是国家安全网络上的枢纽,军事防御的要塞和进攻的基地;第二、城市本身的防御能力和周边安全大大增加强;第三、城市内部的秩序和治安。不同阶级、等级,不同民族、家族,不同文化、宗教的众多人口,在利益观念上的安排协调,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三个方面,都是以政权为主导的,在古代是以皇权主导的。湖南自古以来,城市面临水灾、火灾和盗贼的威胁,城市的管理是统治者的重要任务。

刘易斯?芒福德明确肯定了王权制度在城市诞生过程中的重大作用,他说:“从分散的村落经济向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经济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参变因素是国王,或者说,是王权制度。我们现今所熟知的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还只是一种附属现象,而且出现的时间可能还要晚些。……在城市的集中聚合的过程中,国王占据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体的磁极,把一切新兴力量统统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区来,并置于诸宫廷和庙宇的控制下。国王有时兴建一些新城,有时则将亘古以来只是一群建筑物的乡村小镇改建为城市,并向这些地方派出行政官去代他管辖,不论在新建的城市或改建的城市中,国王的统治使这些地区的城市,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3]

人口的集中不仅是物质要素在空间上的简单聚拢,更重要的在于集体力量的凝结和统一意志的形成,而这种状态是专制统治和儒家文化的共同努力下才得以实现的,特别是科举制度,把有利于皇权统治的儒家思想贯穿到教育中,把人生追求和官场规范、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城市科场和乡村故里、中国的南北东西都连接统一起来。科举制度和后来的书院制度,都成为皇权的一部分,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城市的发展。皇权和城市相互依赖,城市强则国家强,城市弱则国家弱。城市本身的管理和通过城市对广大农村的管理使城市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枢纽,城市体系成为国家统治的体系。

皇权的强大影响到城市的各个方面。古代中国城市的主要功能是郡县治所和军事要塞。财政收支由政权把持,经济活动受到政权的主导和官僚阶层盘剥。包括剩余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和奢侈品,也主要服务于王权和政治。政权主导的城市,常常随着政治变迁而变迁。政治变动和战争常常导致治所迁移和城市兴废。这是湖南城市史上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湖南设置行省较晚,与中原地区相比较,发展也较晚,改土归流之前,汉族地方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并存,一方面使湖南的行政管理带有边疆的军事的色彩,另一方面中央行政力量的薄弱,也使城市具有自己的个性空间,地理文化、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孕育了色彩斑斓的湖南城市。皇权统治使德治和人治在中国城市大行其道,在湖南,由于中央力量的薄弱,相对分割的地方势力强大,人治专制色彩更浓一些。直到近代化开始之前,民主、自治和法治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

10、精神文化与城市。城市不仅仅满足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要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城市在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过程中,形成了城市的精神属性。这种精神属性不仅直接体现在思想文化领域,还体现在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规划、建筑、与自然的关系等方方面面,这种精神属性往往被人忽略。城市的发展极大的促进了精神的拓展。城市使人际交往和交流便捷加快和加深。古代希腊城邦和春秋时期中国城市的兴起(诸侯的兴起与城市的兴起相关)说明在古代,交通通讯不发达的条件下,城市对于精神发展有正相关性。即使今天的城市对于精神的发展也极为重要,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环境起的作用具有重大意义,城市的传播发达,时尚风气变幻多彩,文学艺术繁荣,文化名人星空灿烂,文化事件层出不穷,教育科技文化设施先进,大学和其他学术科研机构云集。城市给予市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刻的和持久的,市民之间也是互相交流和影响的,一个城里长大的孩子和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迥然不同,各有优缺点,但是城里孩子在城市获得的大量信息,使其在知识学习方面具有巨大优势。

城市是人类精神之花生长的温床,这是因为人类对城市不仅仅有物质的需要,而且有强烈的精神需要。这种精神需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人们对城市有哪些精神需要,另一个方面城市是如何满足人类的精神需要。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当我们在黄昏的时候看到城市的轮廓,在天际线上看到巨大的教堂、神庙、陵墓、宫殿身影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城市的景仰,不是景仰它的物质,而是景仰它的精神。人们需要物质的神殿,是因为人们需要精神上的神殿,人们需要物质的城墙,还需要精神的城墙;需要物质的食粮,还需要精神的食粮;除了果腹御寒之外,人们还需要神圣、信仰和皈依。宏伟的建筑、庄严的城市,实质上是人类精神的物化,人类内心世界的外化。

城市是如何在发展中形成自己城市的精神的。因为城市是人建的,人们对城市的精神需要,推动城市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在不断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过程之中,城市就发展了,城市文化就发展了,城市精神就诞生了,形成了一个个鲜活的充满个性的充满魅力的城市。最初人的信仰很分散,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多神到一神、由拜物到拜人、由拜人到拜精神、由一些思想观点到拜思想体系形成宗教。宗教有它的崇拜偶像、神圣经典、宗教仪轨和清规戒律,还有很多的教众,形成了巨大力量。城市对于宗教信仰的传播,教众的聚集,是非常有利的地方。

人类在一定发展阶段,需要一种神圣感和敬畏感,是思想性、社会性高层次的要求,这是动物界没有的。到了近现代,人类强大了,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科学的进步和物质力量的膨胀使神圣性需求下降,而神圣性仍然积淀在历史之中,犹如灯塔熠熠生辉。滚滚红尘中的人们,常常奔向历史的深处去追寻古代的神圣性。现代城市创造了新鲜的时代精神也吸引着人们顶礼膜拜,但是这些精神多样、多层、多变,有待时间的沉淀。纽约洋溢着一种非常强的金融精神和冒险的精神,香港洋溢着一种商业和创新精神,巴黎洋溢着艺术和浪漫的人文精神。圣彼得堡充满了一种边疆和进取的精神,普希金诗体现的就是圣彼得堡精神。

城市发展史中一条极端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城市能不能使人们得到精神文化的满足。有的城市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方面做了大量的事情,但是在满足人们精神需要方面,标准不高、层次不高,市民道德沦丧、精神生活匮乏,物欲恣肆、人欲横流,导致城市的失败,例如古巴比伦,帝国末期的罗马,南宋末期的临安。城市间的差距在满足精神需求方面相差悬殊。城市之间存在的差距,人口、生产力、生活水平相差只是一个方面,偏远的城市、新兴的城市比起其历史文化名城,差距在于缺乏历史积淀的精神财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城市之间的差距在于物质更在于精神,从长远一点的观点来看,城市之间的竞争最终是人的竞争,是精神和文化的竞争。无数涌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人,一方面追求物质生活,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城市有一股精神,有一股活力,在张扬着、激荡着,这股精神吸引着年轻人去创造去发挥去追寻,进去以后就感觉到了。人们向往精神品质更高的城市,而那些精神品质很低的建筑、城区或者城市,往往被抛弃。满足人们眼前的物质需要,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但是从长远来讲,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很困难。。

城市里到底需要些什么精神呢?总的来讲,我们的城市要探索意义、选择价值、重塑信仰、再造神圣。城市首先要满足人类的神圣性需要。在古代,人类很幼小、怯懦,单个族群的人数不多,宗教是精神上的慰藉、精神上的依赖。在物质微薄的时候,人需要精神力量的强大。神,既是人类的想象,也是人类的理想。神圣,首先是人的自身安全的需要,安顿人心、凝聚人心的需要,人们建造城市与其说是为了满足物质要求,还不如说是为了满足精神需求,城市的精神生活是对千千万万人的吸引力所在。埃及城市也好,两河流域的城市也好,中国殷商时期的城市也好,它都满足了人信仰需求。

城市应该拥有的意义追求和价值选择,一是历史精神。历史就是文化,城市就是文化,城市的历史文化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资源。世界很多城市里教堂林立,唱经声萦绕社区,宗教气氛浓郁。历史是中国汉族人的宗教,尊重历史是华夏的宗教精神。中国上下五千年,儒释道源远流长,祖先筚路蓝缕屡创辉煌,我们的文明曾经数度领先人类,中国城市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而要慎终追远、怀古念旧,历史文化是认同、是皈依、是回家、是团聚。一个珍惜自己历史,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城市是值得尊敬的,一个洋溢着历史感的城市是有价值的,凡是文明的国家无不十分珍惜自己的历史,世界所有文明的城市无不视历史文化为宝贵的城市资源;二是人本精神,城市要以人为本,以市民为本,充满人性人道人本氛围,关心人、方便人,一切服务人,一切为了人,充满平等、包容、仁爱的精神,弱势群体得到关照,强权和霸道销声匿迹。平等、均富、民主、法治成为共识,公共精神和市民精神洋溢在大街小巷,大写的人字写满城市每一个角落;三是自然的精神,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深切爱惜自然,切实保护自然,珍惜自然的原生状态和原始魅力,保护爱惜动植物,使城市与自然融为一体,让人在城市中亲密接触自然;四是英雄精神。从1840年起,一百七十年来,中国人可歌可泣的奋斗,慷慨悲歌荡漾在城市之中,英魂如群星闪耀在城市上空,城市不能忘记他们。长沙在抗日战争中,历经四次会战,惨遭文夕大火,是英雄的城市、铁血的城市、光荣的城市,美丽凤凰涅槃的城市,这种精神不可丢弃;在新的时代,这种英雄的精神再赋予新的内涵,那就是在发展中的进取精神、竞争精神,以同样的英雄气概在商战中再创辉煌;五是科学的精神。中国的传统城市的转型从路径上讲,要靠工业化、市场化和信息化,这些变化背后是人的启蒙、人的变化,人的价值观念的变化,人的知识系统的改变。人的精神的成长、精神世界的拓展、精神世界的强大,主要靠科学和知识。城市应该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教育、尊重人才。城市应该有浓厚的学习之风、探索之风、讨论之风和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科学态度。崇尚科学和知识应该成为城市重要的精神特征;六是美的精神。城市要美丽,包括形象美丽,精神美丽;城市要善待文化,市民要热衷艺术,建筑讲究风格和特色。新文化运动中,曾有人倡导“以美代教”,过去没有条件,现在中国的城市应该以美的精神和美的原则规划建设自己的城市,山美水美城市美,城市人更美,城市与人应该与美同行。

从大的文化概念上来讲,城市本身就是文化,城市是人们用自己的智慧、经验、能力作用于自然的这么一个物体,是一种人化的东西,是一种文化的东西。在城市里大概有这么六种文化存在:第一种是存在于城市的与物质相对的意识文化,如宗教、哲学、思想、法律、科学、文学、艺术等,很多人类精神和意识的东西;第二种文化是经济文化,如商业文化、工业文化、旅游文化、科技文化等。现在我们研究城市时,大多是依据其经济文化的特点来分类的,如工业城市、商业城市、旅游城市等城市的分类即是如此;第三种是社会文化,居住在城里的不同的民族、种族、族群、家族和氏族的家庭伦理、社会道德、法律关系、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民主平等自由的关系等都属于社会文化;第四种是制度文化,包括家庭制度、经济制度、商业制度、行政制度、交通制度等。城市是靠规矩管起来的,这种规矩就是制度。第五种城市文化是形态文化。这种文化是城市所独有的。城市是有形的。很多古代的文化遗迹和现在的新兴建筑都是从文化里产生出来的,它们都属于器物文化。我们到一个城市里往往要看其有没有标志性的建筑,如标志性的建筑、街道、公园、广场、重要的场所等。如,当人们想到上海时,往往想到的是上海的外滩、南京路、宝钢、浦东等标志性的东西;人们想到北京时,想到的往往是北京的天安门、故宫、颐和园等。城市形态美好文明使人赏心悦目文明向上;第六是习俗文化。习俗包括方言、地方戏、民间传统说、饮食、服饰,最具大众性,和地方特色,习俗文化使城市充满风情,常常让游人流连忘返。

11、交换生产与城市。城市史要研究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农耕经济与工业经济对城市的影响。总的来看,生产和交换是城市生存基础,也是城市的主要功能。城市的发展是个生产力提升的过程、交换扩大的过程和财富积累的过程,城市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经济的内容、形态和作用是不一样的。一是需求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人们物质需要的增长和被满足过程就是城市经济成长的过程。城市首先要满足人类基本生活和生产的需要,随着历史的进展,人类的需要在不断地增长、丰富和变化。

城市与经济的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农耕阶段和工业阶段。在农耕阶段,宗法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城市的主要的功能是满足政治统治的需要和城乡、地区间互通有无的需要。生产主要发生在农村,分配和消费也大多在农村完成,城市的主要功能是交换,交换的意义比生产的意义大。所以城市由“市”和“城”组成。“市”既是城市的起因,也是城市的动力。经济活动一般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交换如何推动城市经济发展,逻辑上可以分三个阶段,一是聚集扩大了交换,二是交换催化了分工,三是分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城市是集中交换的地方,四面八方的人流物流聚集到一起,互通有无,聚集性使交换富有效率,城市的交换功日益增强。在商业上有个聚集现象,比如说有A、B、C三个商店,分布在甲、乙、丙三个地方,每个商店进去三个人,加起来是九人次;但是如果我们把A、B、C三个商店放到一个地方,还是每个商店进三个人,因为它很方便,每个商店就进去九个人,就是二十七人次,人次多了三倍。中国人有个习惯叫货比三家,集中交换,对顾客来讲,一个是买东西安全,二是买东西的机会多了,对商家来讲,交换、竞争、学习、交流,商家的机会和大大增加了,这是多赢共赢,所以才成为人类最古老、最经典的规律。交换活动不断扩大和变化,技术分工、行业分工、城乡分工、脑体分工和城市之间的分工,成为技术进步,专业进步、行业进步的杠杆。这个三段式循环往复,聚集使各种生产要素聚集在城市里面融合、裂变,形成新的经济能量,形成新的生产力。

越是市场机制发达的地区,城市之间的分工越充分。使城市各具特色千姿百态,城市间的学习竞争协作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西方的自治制度,使这种竞争中形成的独立性和个性有政治上的保证和约束。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的性质使中国的城市在功能上趋同。高度集中的政治的统治使城市缺乏内在动力和特性。尽管这样,由于漫长丰富的历史,由于幅员辽阔并多姿多彩的地理环境,中国仍然有许多独特魅力的城市。它们的区别大都体现在自然、历史、文化方面。生产要素包括有资本、土地、技术、人才、资源,特别在现代社会,整个市场要素资本化。城市是整合各种资源的巨手。虽然中国在专制制度下,自然经发展缓慢,但是在宋朝和后来的明清,商业经济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城市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地方靠办市场来推动城市经济,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各种各样的专业街、专业镇、专业市如雨后春笋。市场经济的规律,交换的效率,交换的效益刺激了生产的规模,使产品在竞争中高级化,不断地升级换代,带动了整个的生产,后来的工业革命和市场扩大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城市的经济作用。

城市能形成巨大的生产力,它有很大的辐射、带动作用,带动周围的广大的地方新的生产力辐射到周围的农村并影响到遥远的地方,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和增长。城市是经济中心和交换的载体枢纽,市场像一张网,城市是这张网上结钮,当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时代,城市交换份额的大小和便利与否,也决定城市地位的重要程度,城市的经济地位某种意义上就是市场中的地位。越大规模的生产力,越具有特色的经济影响力越远;城市满足了经济交换和交流的需要,是市场向全球延伸,城市是市场网络上的结纽大城市和城市集群是地区经济增长极。

湖南是鱼米之乡,特点是农副产品的贸易发展很好,湖南城市受到贸易规律影响,大量的农副产品,生漆、瓷器、亚麻、桐油、木材、大米、水产等等在城市集散,从湘、资、沅、澧四条水路,南到广州出海,北到洞庭到武汉下长江,然后通过大运河往北,通过江海运往江南,形成了农副产品重要的输出地。我们研究洪江、常德、岳阳这几个城市,会发现它们都受这个规律的影响,形成了和农业密切联系的城市群。湖南沿湖沿江城市有很强的商业性,包括沈从文写的一些书里面都有商业对商人性格形成的影响。

何一民认为,进入工业时代,城市发展的规律发生了变化,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规律虽然仍然发生着作用,但新的规律——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主要规律。首先,现代工业的发展改变了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其次,城市的地位、作用和功能在工业时代发生巨大变化,成为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增长规律形成的重要原因;此外,近代中国之所以会形成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的规律,除了与西方城市有共同的原因外,还在于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出现了新的发展变量,一是近代中国外力强行锲入使经济对城市发展变得十分重要,二是中国被强制拉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杠杆”,这些都是导致近代中国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的重要原因。[4]直到甲午战争之后,在外力的冲击之下,伴随着工业化,湖南城市的经济活动、经济功能才从内部催促城市发生巨变。近代湖南城市的变迁,受到外部刺激、内部改革、交通变化和资源禀赋的重要影响。

12、社会空间与城市。城市是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统一,城市社会是最具有城市意义的社会。第一、城市的聚集性使城市人群结构复杂化。阶级、等级、阶层,行业、民族、性别和宗族信仰的人群构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和文化群体。这些群体会形成自己的组织,例如商会、行帮、社团、宗族、宗教组织和近代的政党。第二、城市的综合性使人群的相关性增加,接触程度增加,物质精神交流增加,利益观念融合加快,矛盾冲突大大增加;城市的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制度日益复杂,对社会管理提出更高要求。人们要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组织起来,一定的秩序进行社会活动。第三、规划建筑空间,与城市的社会结构相关联、相适应、相配套。城市功能的分区、建筑的等级、样式,管理的秩序,处处体现出城市的社会性。当我们鸟瞰故宫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些建筑,等级森严、层次清楚,不仅仅是建筑群体,俨然就是置于建筑之内的人的群体。中国古代城市对城市实行网格化建设和管理,通过限制被压迫阶级的行动来保证秩序与安全,到了宋朝,厢坊制改革,网格化管理才打破;公共设施如果都是私人的,就没有办法运转,这是城市的重大属性。

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对城市社会有重大影响。在阶级社会,最重要的群体是阶级群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占据着城市的主导权和主要资源。古代的城市,是在皇权政治、氏族社会、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儒家文化和愚民政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血缘关系结成的氏族社会,以村社为单位居住,以家庭家族为本位,以礼教习俗为道德规范的广阔深厚的农村村社社会,密不可分的城乡关系,深刻影响城市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城市,实际上是农村的延伸和集中。城市与乡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中国古代城市具有很强的封建性和乡村基因。皇权的统治,在农村是通过乡绅宗族力量实现的。与农村不同的是,乡绅这个重要的阶层退出了城市社会。但是城市里的宗法、家族、亲朋故旧等等关系仍旧非常深厚,熟人的城市,熟人的小镇,带有农业社会“温情脉脉”的特征。官场中的朋党,商业中的行帮,社会里的会党,这种人际关系社会束缚了城市的发展,中国两千多年来在农村化和城市化之间徘徊。另一方面,城市的居民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血缘纽带结成的氏族关系,在城市里有了新的身份和职业,有了新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由血缘关系为主的社会,变成由地域关系为主的社会,是对村社组织的瓦解,是市民社会形成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变迁。

城市社会有一种天然的要求,那就是公共性。城市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要求打破血缘的、宗法的关系。公共性是城市和乡村非常重要的不同点。乡村也有公共空间,一个村有一个议事会,在氏族社会里面有议事的机构,也有小型的祭祀的宗教场地,这些地方是最初的公共空间,但是乡村公共空间的人数很狭小,所议的事情很简单,大概就和相关的几百口人、几十个家庭有关,他们不太议天下的事情,对内有一点公共性,但是对外却具有私人性质。中国的古代社会具有很强的私人性,国家是家天下,属于皇帝家族私人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农村社会基本上是大家族把持。很多公共事务都属于一个家族、一个家庭、一个个人,都出现在私人空间或者私人领域。

城市是交换的场所,交换的扩大意味着平等的扩大,市场经济的普遍化,意味着公共生活的普遍化,公共生活的发展是城市本身属性的发展,城市必然性的发展,公共生活实际上就是公民生活,拥有平等的权利的生活,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生活,是自由的法制的生活。宗法社会有很强的私人性、血缘性、家庭性、宗族性。欧洲的近代城市化突破了王权和神权两大束缚发展起来的,突破束缚以后,它们本身有自治和公共的功能,一开始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公共社会占了主流,它就开始形成了市民,市民就是公民。这种公民的产生是新型城市的产生,新就新在,一个是自治,一个是公共,自治是说它只对法律负责,不对某些人负责,不对某个家庭负责,更不对某个人负责。城市里面,私人领域很小很神圣不可侵犯,公共领域、公共范围非常大,公共的东西越大,平等的东西越多,私人的空间受到保护,自由的、平等的东西在城市中形成普遍的精神,这种市民的精神、公民精神、公共精神就是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现代政治的基本理念。这种公共精神的发展,实际上是城市的精神,自治和公共是城市的基本精神,像聚集性带来的公共性远比乡村、传统的社会大的多。

这种变迁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当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时候,城市的公共性就发展,例如宋、明、清时期,当国家政治动荡,商品经济受阻碍的时候,城市的公共性就降到低点。直到近代,外部强力植入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工业商品生产破环了,自然经济的万里长城,城市的公共性才迅速发展起来。公共基础设施、公共社会组织、公共财政税收体系、公共道德意识、公共管理机构、现代法律制度。和公共性相对的是私人性,公共性和私人性是城市里面重要的方面。公共空间的建立,公民意识的形成,是城市社会的根本问题,我们将来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不是政治改革,是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水到渠成的是政治改革,没有公民社会,没有人民的自治,就没有好的社会。所以城市本身就是政治单元。我们现在的城市不是政治单元,也不是社会单元,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中国极为特殊的一种行政主导型的国家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方面,现在已经落到城市里边了,我们的社会自治方面、政治的民主方面,还没有落到城市里边,这个问题和城市的建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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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蕴茜:《空间维度下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

[2]陈蕴茜:《空间维度下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学术月刊》,2009年第10期。

[3][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第27页。

[4]何一民:《从政治中心优先发展到经济中心优先发展——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期。

 

文章来源:爱思想

(责编:陶俊、蔡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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